年幼的波利于1787年在14岁的奴隶萨莉·赫明斯的陪伴下来到巴黎

他一方面痛惜法国社会的不公平,一方面又居住在香榭丽舍大道上富丽堂皇的德朗雅克酒店里,这座酒店原本是路易十五时代的一位部长为情妇修建的。杰斐逊从时尚用品供应商那里购买新古典主义家具,用来装点这座府邸。这位头发上扑着粉的哲学家雇佣了一个马车夫、一个侍从、一个贴身男仆,甚至还包括一个专职擦地板的仆人,他唯一的工作就是把地板擦得闪闪发亮。杰斐逊在巴黎狂欢般地大肆购物——他买了2000本书、63幅油画,这也能看出他对于自身背负的巨大债务傲然不屑的态度——而他在美国的奴隶则为这些债务辛勤劳作着。杰斐逊在巴黎的奢靡生活似乎与他的政治观点相悖,但他在当地受到了一群具有同样矛盾特质的启蒙主义贵族的欢迎。

杰斐逊在巴黎出任公使期间,他的两个女儿一道前往与之共同生活。年幼的波利于1787年,在14岁的奴隶萨莉·赫明斯的陪伴下来到巴黎。萨莉肤色较浅,在蒙提塞罗时被称作“活力萨莉”,后来又被另一个奴隶描述为“肤色几乎是白的”“又长又直的头发垂在后背”“漂亮极了”。杰斐逊是从他妻子那里继承了赫明斯一家的,现在有人推测萨莉·赫明斯是杰斐逊的妻子玛莎同父异母的姐妹。我们无法确切地知道杰斐逊与萨莉的浪漫史是始于这个时候,还是在他回到美国之后。

杰斐逊是一个对女人高度敏感的鳏夫,不过他虽然赞美婚姻生活,却不忌讳与有夫之妇谈情说爱。1786年,43岁的杰斐逊与金发碧眼、装扮妖艳的英国女画家玛丽亚·科斯韦(Maria Cosway)在巴黎结伴游玩。26岁的玛丽亚出生于意大利,她的丈夫理查德·科斯韦(Richard Cosway)也是一位画家,但却常常不在家。杰斐逊与科斯韦夫人的亲密关系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足够让杰斐逊与玛丽亚·科斯韦的密友安杰莉卡·丘奇有机会接触,后者当时刚把科斯韦夫妇的作品引入自己繁忙的沙龙。杰斐逊第一次见到安杰莉卡·丘奇是在1787年末,是科斯韦夫人将她引荐给杰斐逊的。通过那年圣诞节科斯韦夫人写给杰斐逊的信,我们可以了解到一些她自己对婚外出轨行为的态度。“你见到可爱的丘奇夫人了吗?我若不是那样爱她,就不会把她引荐给你了。

我会担心她成为我的竞争对手,与我争抢你。但是,我允许你自由地去爱她。”杰斐逊和汉密尔顿一样,为干练、性感的安杰莉卡痴迷。杰斐逊喜欢她的活泼热情和“温婉平和”的脾气。约翰·特朗布尔曾为杰斐逊画过两幅微缩画像,这位美国公使把其中一幅送给玛丽亚·科斯韦,另一幅则给了安杰莉卡·丘奇。杰斐逊还附上一张便笺:“特兰布尔绘制出了我最卑微的一面,却无法用线条勾勒出我对你的深情。”安杰莉卡的回复同样令人肉麻,她说,她和科斯韦夫人“因为有机会给你写信,虚荣心得到极大满足,很高兴能分享你的真知灼见”。虽然安杰莉卡·丘奇已经结婚并育有四子,杰斐逊仍无法自拔地坠入了爱河。

1788年,得知安杰莉卡将于次年返回美国,杰斐逊邀请她前往蒙提塞罗做客,或者他可以去纽约拜访她,然后两人可以结伴去尼亚加拉大瀑布旅行。当时杰斐逊与安杰莉卡的关系相当亲近,杰斐逊的《联邦党人文集》扉页上有令人惊讶的献辞:“致安杰莉卡,你的妹妹,伊丽莎白·汉密尔顿。”显然,安杰莉卡把艾丽萨送给自己的书转送给了杰斐逊。最终,安杰莉卡·丘奇还是拒绝了杰斐逊的邀请,两人之间的感情无疾而终。汉密尔顿与杰斐逊之间的恩怨迫使安杰莉卡必须在他们两人中选择自己支持的一方,她理所当然选择了自己的妹夫。然而,这一短暂的交往还是产生了一些政治影响。

1789年,安杰莉卡·丘奇留在纽约时,肯定告诉了汉密尔顿关于杰斐逊与玛丽亚·科斯韦的纵情逸事以及杰斐逊提议与安杰莉卡共同在美国旅行的挑逗邀请。她甚至可能还对萨莉·赫明斯提出过质疑,而萨莉的儿子后来宣称:“在巴黎时,我的母亲就是杰斐逊先生的情妇了,当他被召回国时,她已经怀孕了。”关于杰斐逊巴黎生活的流言使得汉密尔顿对这位新国务卿的印象与其竭力在世人面前扮演的苦行僧形象截然不同。后来,汉密尔顿发起过一场揭露杰斐逊真面目的行动,称对方是欺世盗名的好色之徒。他从安杰莉卡的讲述中摘取了杰斐逊的桃色事件,使杰斐逊的浪子形象更为鲜活。汉密尔顿和杰斐逊都把对方视为假道学、登徒子,互相冷嘲热讽。

事实证明,汉密尔顿在这件事情上犯了不可原谅的错误,沉默寡言的杰斐逊始终隐藏于历史的迷雾之中,研究者苦苦追查了两个世纪,才部分证明了他与萨莉·赫明斯的绯闻。天性乐观的杰斐逊以为,法国将在美国的影响下挣脱专制主义的枷锁。他相信,拉法耶特和其他法国贵族看到美国的解放之后,将在他们自己的社会中完成类似的改革。

1788年11月,杰斐逊写信给华盛顿,描述了一个飘着希望的法国:“这个民族已经被我国的革命所唤醒,他们感觉到了自己的力量,他们已经启蒙,他们光芒四射,他们将大踏步前进。”他还相当愉快地告诉詹姆斯·门罗,不出两三年,毋需一滴血的代价,法国就会有一部“相对自由的宪法”。直至1789年3月15日,杰斐逊似乎仍然没有感受到法国民众高昂的革命情绪,他对麦迪逊说:“今年的法国局势将保持平静,因为至少需要一年的时间制定未来的宪法。”他说这话时,绝望的法国农民正在抢劫运粮车。

一个月后,巴黎工人听闻一名墙纸制造商准备削减工资,立刻包围他的住所,呼喊着“让富人去死,让贵族去死”。随后对抗议者的行动,最终导致了几十人乃至上百人死亡。或许令人颇感荒谬,长期以来都亲眼见证法国政治的杰斐逊居然对于杀戮的洪流无知无觉;而汉密尔顿,从未踏入欧洲半步,却对法国大革命有着更为清晰的认识。

“看,这里是车纳格拉,这里是蒙特内哥罗。”康斯坦丁说。的确如此。这个国家,它的一切事实,它的本质,而不只是其中一部分,全呈现在我们的眼前。一面山墙从科索沃斯卡·米特罗维察向南延伸,另一排向北,在平原的模糊边界处与其相会,但它们的相会很短暂。沟壑上方立起更高的山墙,黝黑的悬崖面,高度直达半空。那是车纳格拉、蒙特内哥罗,通常翻译为黑山,但起名时完全没有名字所带的意义。

那时候它指的是斯特拉希米尔·伊沃黑山,据说,一个曾是塞尔维亚首领的罪犯,在科索沃建立基督教公国后半个世纪时逃到那里。土耳其人没跟着他去那里,几个世纪都没去,只是坐在平原上,仰望着这巨大的堡垒。这是鬼斧神工的地质壮举,将只见于地下洞穴和深渊的岩石举起来,悬于这片云迷雾罩的地区。沟壑口的地方散落着几座宜人的小丘,站在上面,感觉能更近地辨别出城市的寺和方块建筑。

周围的建筑闪着蓝白色的微光。我们驱车走入黄昏。在谷端的悬崖投射的阴影笼罩下,黄昏变得冰冷,薄暮中的佩奇仍散发着摇摇欲坠的颓废魅力。它和瑞士小镇很有点类似,也有一条小河在主道旁奔流而过,裹挟着来自冰川冰冷的呼吸。暮光隐去,群山仿佛在眼前推进。只是这个地方没有如瑞士那样的坚固小木屋。若非亲自来到佩奇,没有人能够想象,供人居住的楼房可以怎样的脆弱。

我们经过的多数住房,以及几乎所有的店铺,都能够被一个身强力壮的人,用一把鹤嘴锄,在半小时以内拆除,能够被直接夷为平地的也不在少数。许多房屋都是用薄板和马口铁皮搭建的,使用的灰泥似乎也感染了某种建筑疥癣。我们走上主道,道路很宽,两边低矮破落的店铺和旅馆更衬出它的广阔。道路一旁有细流淌过,是土耳其人挖的一条排水沟。一小时流程的沟渠,一众当地人。

人们大多数个子很高,拖着脚走来走去,热情洋溢的面孔和缤纷张扬的衣服上,也包含着同样热情洋溢和缤纷张扬的两层色彩,映射其上的是相互冲突的两种光芒:暮光,以及来自电灯的炽白光幕。这是一篇复调乐章:悠闲散步的人群,路旁细流轻快的涟漪,房舍间依稀可见跃动起舞的河流,在杨柳间的宽石板路上驰过的汽车。然而,我却想起了曾经在科罗拉多州参观的鬼城,一道未着人迹的尘土路从空窗房架延伸到废弃已久的矿场。酒店侍者把我们迎至宽阔古怪的内堂。它围绕餐厅而建,房间呈不规则的四边形,一排超柯林斯式的立柱沿着走廊上分布,全漆成晦暗的褐红色。

这是另一处巴尔干半岛本土建筑的样本,似乎建得不拘格局,修建者胸中并无他所修建筑的成品样。餐厅里的几个人穿着西式衣服,大概是公务员,围桌而坐,旁边候着几个服务员。房间太大,灯光散漫无序,他们看起来平淡无奇。我们上楼,穿过过道,那是佩奇脆弱风格的见证。地板在脚下吱吱嘎嘎地叫,并不是无病,真的是在承受伤痛。经理拉开一间卧室的房门,我们的目光落在一个年轻的军官身上。

他的头发呈黑檀色,橄榄绿的外套下摆服帖地围束在时髦的腰间。他正站在铁台旁边,用亮粉色的香皂在搪瓷盆里洗手。香皂的气味尖锐刺鼻,摧毁性的花香让我们围成半圆目瞪口呆地保持静立,望着神奇的泡沫。感觉像是开了门,看见一个人正从高礼帽中掏出一只白兔。先恢复镇定的是经理。“房间好像已经被占了。”他对我们解释。我们满心不情愿地退出来,眼睛还盯着那块非同寻常的香皂。“但很快会有房客离开。”他说。

这时我们出来走到了楼梯平台。“你们坐会儿吧,不会等很久。”“你们没有其他房间吗?”我丈夫板着脸问,讲的是德语。“有啊,”经理回答,“但这间和旁边那间挺特别的,我经常说起。我希望你们能感受一下。”“我呢,”康斯坦丁问,“我也得等着吗?”“是的,”经理说,“另有个军官在你的房间里。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还没走。他们说他们会在五点半离开。但是,他们两人都很年轻,年轻人总是不知道时间是怎么过的。你会找到些舒服的椅子的。”这他可错了。这是些藤椅,面上有大大的洞孔。

但坐上去倒不难受,因为它们被摆放在桌旁,一个看起来很讨人喜欢的女服务员正在那里熨烫一堆床单。她是匈牙利人,并不十分年轻漂亮,但她有张喜气洋洋、略显顽皮的脸,红褐色的面颊和明亮的棕色眼睛被她拧成了有趣的鬼脸。床单很粗糙,熨烫它们很是费劲,每次用力时她都带着愉快的表情,混合着苦行似的感官享受和自嘲。在温暖的傍晚,这么坐着让人倍感惬意。床单散发着烤茶点的味道。

我几次都几乎合眼而眠,但总是被旁边的橱柜门板惊醒,它们迸开并无其他原因,只是因为做工粗糙,合不严实,展示出里面许多褐色纸张包裹的不明物件。我记起曾经读过的一本俄国小说,里面对一间卧室的描述用了这样一句结尾:床的下面有一支巨大的灌肠器。终于,军官们说笑着走出过道,我们接手了他们的房间。我们那间房里仍然飘荡着粉色肥皂的香味,仿佛是难以想象的丰腴而油腻的夏季幽灵。

我们换了衣服。刚准备好,康斯坦丁就来敲门,进来时一脸欢快和幸福。“那个匈牙利的小服务员,”他宣布,“也许她没有看上去那么好,而是更好。我跟她说我想洗个很热的热水澡,因为我有点儿发烧,想出出汗。她对我说:‘你可以洗个很热的热水澡,我可以把洗澡水弄热,但洗完之后谁给你按摩呢?也是我吗?’啊,我们的所有女服务员都这样,她们很调皮,但也很好,你们看见她是怎么工作的。”他背过身去对着豪华镜框围着的镜子,在狂乱的镜像中抚平领带,一时间自嘲般的殷勤劲儿猛然复活,我们刚开始和他一起旅行时很为这种精神着迷。我们三人一齐笑开了。

但我注意到他的脖子后面一片绯红,问:“发烧怎么样了?康斯坦丁,你真的生病了吗?”他急转过身回答:“是我手的问题。”我们惊恐地看着他的手,指节和手腕之间整个都是猩红、肿胀的。“这是怎么了?”“就在早上我们吃完早饭后,”康斯坦丁说,“我被一只长着大翅膀的毒虫子蜇了一下,要么是黄蜂,要么是马蜂。只是你们没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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